中国基础研究十年回眸－－人才篇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近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和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百人计划等专项人才计划的支持，我国已形成了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基础研究队伍。中青年科学家已经成为主力，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一批有能力冲击世界科学前沿的优秀研究团队正在崛起。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2010年，我国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把“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摆在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之首，将创新型科技人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十年来，我国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高层次的领军人物，为基础研究发展奠定基础。

　　——编者

　　“控制科学中若干关键基础问题的研究”创新研究群体 站在控制科学世界前沿的一支奇兵

　　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便是中科院院士郭雷。看不出有多少“控制欲”的他，却在国际控制科学领域带出了一支奇兵，这支奇兵以一个个让世界瞩目的原创性成果，站到了世界前沿。

　　“正是基金的培育，凝聚了研究队伍，稳定了研究环境，催生了重要成果，推动了我国系统控制科学的发展，赢得国际同行的认同。”郭雷说。

　　何谓控制科学？控制科学是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控制规律的科学，是数学与工程学的交叉科学，是自动化系统的核心理论，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通俗地说，从汽车到航天飞机，都离不开控制理论。随着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需要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动态系统，而保持技术和经济竞争优势不断地刺激着追求控制系统的精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航空航天、工业过程、生物医学，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出现了大量复杂系统控制问题，对控制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先进的控制理论对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水平、相关产业发展、国防安全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2003年，郭雷及其团队申请开展“控制科学中若干关键基础问题的研究”，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的支持。迄今为止，该团队共获得3期、长达9年的创新群体基金资助。

　　几年来，他们开启了“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与局限”的定量研究，并针对几类典型非线性不确定系统，首次发现并证明了反馈机制最大能力的“临界值”或“不可能性定理”等一系列根本性结果，对定量理解人类和机器中普遍存在的反馈行为的最大能力，以及智能反馈设计中的根本性局限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这一工作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过去10年控制领域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某种意义上，我自己就是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成长起来的。”如今不必再担心科研经费的郭雷，依然对20年前的8000元经费记忆犹新。1989年，27岁的郭雷在澳大利亚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到中科院系统科学所，彼时，他已被国际同行誉为“随机适应控制领域国际学术带头人之一”。回国之初，他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一家人挤在12平方米的招待所小屋里，甚至连从国外带回来的计算机都无处安放。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基金委数理科学部“雪中送炭”——资助他8000元的主任基金，“支持了我最基本的科研需求”。

　　不久，他在自适应控制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难题“自校正调节器的稳定性与收敛性”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并在国际上获奖。此后的1994年和1997年，他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和延续支持。2001年，39岁的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如今，该团队中拥有2位中科院院士、3位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以及7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先后获得30多项国内外重要学术奖励和荣誉, 多位群体成员在国际学术界担任重要职位。

　　李宁：“我的事业得益于政策和项目的持续支持”

　　2000年，也正是我的事业起步期，我有幸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三批特聘教授，这对于我是巨大的荣誉和鼓励。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团队得到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863计划和973计划、教育部重点科研计划等项目的大力资助，在家畜、家禽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牛和猪的体细胞克隆研究，转基因动物育种，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研究与开发等方面，不断地取得了令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和好评的成绩，研究成果相继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奖励。同时，我本人也先后获得科技部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农业部“中华农业英才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并于2005年荣获教育部“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应该归功于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当前，我国已迈入了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新阶段，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任重而道远。党和国家长期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在2002年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有力地支持了不同层次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对青年科学家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全面规划了未来十年我国的人才培养工作，更将为我国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实保证。

　　我作为一名在生命科学领域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工作者，在一步步成长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人才政策的温暖，并得益于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持续支持，才能取得今天的一些成就，为国家科研事业贡献出一份力。

　　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我认为，一是应当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充足的科研经费始终是科技人才队伍壮大的前提。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有较大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显著偏低。同时，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和范围尤为不够，还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和后备人才储备的需求，也不能很好地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二是应加强多方联动。这既包括国家不同扶持政策的承担部门和相应项目之间的联动，也包括国家和地方、高层次人才和后备人才培养等不同层次培养计划的联动，还包括产学研结合的多样性人才培养。尤其是科研教育机构和企业的联合培养。三是应当以需以用为目标。在人才培养体制上，首要的原则应当是，根据相关领域对科技的实际需求，以及每个人才的特点特长，把人才放在合适的岗位，使其能充分发挥出自身才干，所做的研究又能切合相关科研领域的需求。应当尽可能避免人为划定与实际需求无关的政绩指标，比如论文数量等，造成科研工作脱离实际，更会造成科研工作相互攀比，并醉心于项目和经费的获取而忽视了科研工作本身。

　　马红：“要抓住吸引海外人才的大好时机”

　　2007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继2002年之后，第二次在全球招聘院长。我于2008年非常荣幸地受聘为教授和院长。我于1978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学习，后赴美分别在美国费城天普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学业和博士后训练，开始研究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1990年我去冷泉港实验室开展独立研究工作，8年后应聘就任宾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终生），并于2002年晋升为教授（终生），2008年获得特聘教授荣誉称号。

　　2008年到复旦后，我被选为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学校积极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我们现已组建了一个包括副教授、讲师、博士后、技术员、科研助理、研究生等人员的科研团队，而且也从科技部、自然基金委、教育部、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获得了项目的支持。全院师生员工经过努力，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我能够有幸回国参加今天复旦大学的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显著提高。为了把我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在各层次各领域需要尽最大努力继续培养和引进杰出人才。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制订了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待遇，为引进的人才减少后顾之忧，更快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有更大的空间施展自己的才华。

　　近年来，国家对科研教育等方面的重视和投入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疲软衰退，严重影响了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和支持。这种反差，为我们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为了更好地抓住引进人才的大好时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和科研教学的大力发展，我们国家还可以在人才培养、引进、管理等方面采取下列措施，更快更好地建设我国人才队伍。

　　首先，需要建立全国性的资深人才持续支持计划。我国现有一批在国内国外工作多年，具有国际影响和一流学术水平的专家，如能够给予稳定的支持，这些各行各业的学术带头人将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上，从而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其次，要加强引进和培养非独立优秀青年人才，制定相关引进和支持计划，加大对现有人才计划的支持力度。学术带头人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有一个高水平的团队。所以，我们需要面向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培养和引进大批的青年学术骨干，这包括非独立的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博士后等。现在，这样层次的全国性人才引进还远远不够。我建议，除了“长江学者”“百人计划”和“杰出青年”之外，可面对比较年轻资历稍浅的人才设立新的培养引进计划；设立“高级博士后计划”，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面向年龄不到35岁并具有2至4年博士后经验与优秀学术成就的青年。目前国家已经启动“青年千人计划”，面向的主要是具有博士后经验，但还不一定有独立工作经验的优秀青年，这一举措非常必要，而且要加大支持的人数。同时，要增加现有计划的入选人数和支持强度。比如，每年“杰青”的人数可以增加50％。另外，可以设立比“杰青”支持额度少一些的其他人才项目。

　　最后，推进各类人才引进计划，除了各个人才引进单位的努力，还特别需要从国家层面落实对引进人才支持的政策。

　　陈清：“宽松环境让我静下心自由探索”

　　2000年底，我学成归国，至今刚好十年有余，回想这段历程，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科研工作者。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期间受到北京科技大学资深院士柯俊先生的指导，后在英国剑桥大学、日本金属材料研究所和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留学和工作。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从小就受到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把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当成很自然的事。但2000年底学成回国也经历过一段纠结的时期，主要是想找一个能真正发挥自己作用的单位和实验室。后来我非常幸运地加入了北京大学彭练矛教授的研究团队。

　　十年来，我所在的团队和实验室都有了巨大发展，研究方向也从电子显微学与材料表征扩展到了纳米材料、纳米器件、纳米加工等多个领域。事实证明，回国工作对我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十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都给予我很多支持。在科研经费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对我的成长和发展起了特别重要作用。至今我已完成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其中2005年底完成的项目结题后被评为特优），作为国内合作人完成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和一项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2009年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视基础研究，评审过程比较公平，允许做一些探索性研究，支持的人员范围比较广，对支持前沿的基础研究和青年人才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有些科研项目在申请、汇报和结题等管理环节过于繁琐。在这方面基金委做得比较好，没有过多的检查，能让我静下心来自由探索。